预防医学生是国家公共卫生与卫生应急管理建设的主力军，在“健康中国”战略大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家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预防医学人才必须具有缜密的公共卫生思维以及良好的个人职业素养。近年来，全球频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凸显出预防医学人才公共卫生思维以及职业素养等岗位胜任力要素的重要性[1-2]。隐性职业素养是指包含职业道德、职业责任感等的职业素养，是非直观的、内隐的，然而却起着决定性、支撑性的作用[3]。隐性职业素养的提升与公共卫生思维的强化在预防医学乃至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4]，对提高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5]。本研究通过分析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与个人隐性职业素养之间的关系，了解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与个人隐性职业素养状况，为制定相应提升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持。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9年7-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将山东省按地域分成东部、中部、西部3部分区域，每部分区域随机抽取2所高等医学院校，选取该校预防医学专业所有应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653份，回收并核查有效问卷629份，有效回收率为96.3%。
1.2 研究方法
在参考已有预防医学生职业素养、岗位胜任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编《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及隐性职业素养情况调查问卷》[6-8]，并通过预调查进行完善、检验，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77，KMO值为0.839，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调查问卷构成除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外，还有2个维度：①个人隐性职业素养，包括自我控制、影响效应、信任尊重、心理适应、灵活特质、成就导向、科学前瞻、职业道德、服务意识、职业责任、职业规划、团队合作12个二级指标；②思维特征，包括批判性创新思维、信息整合管理思维2个二级指标。采用Likert 5级评分制,按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5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9]。
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分析预防医学生个人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指标间的相关性，在两组指标中提取有代表性的数个典型变量对，利用典型变量对之间的相关性来反映两组指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1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对调查问卷进行核检并双录入。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学分析，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及个人隐性职业素养指标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二分类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分类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预防医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其中男生 272人(43.3%)，女生 357 人(56.7%)；东部(青岛、潍坊)234人(37.2%)，中部(济南、泰安)222人(35.3%)，西部(济宁、滨州)173人(27.5%)；学生干部119人(18.9%)，非学生干部510人(81.1%)；城镇户口413人(65.7%)，农村户口216人(34.3%)。
2.2 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平均得分情况
对于预防医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平均得分在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影响实(见)习时长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思维特征，平均得分在不同性别、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影响实(见)习时长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平均得分情况分组变量隐性职业素养t/FP思维特征t/FP性别 男3. 女3.地域 东部3. 中部3. 西部3.户籍 城镇3. 乡村3.学生干部<0.001 是3. 否3.实(见)习时长3.854< 无影响3. 有影响3.
2.3 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典型相关分析
2.3.1 典型相关系数及检验结果。本研究共提取2对有效典型变量(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第1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为0.778，第2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为0.267，表明第1对典型变量反映了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2个维度之间的主要相关关系。见表2。
表2 有效典型相关系数及检验结果典型变量对典型相关系数统计量.498<
2.3.2 典型结构分析。综合两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隐性职业素养维度中的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心理适应为主要指标；思维特征维度中批判性创新思维与信息整合管理思维的重要程度相仿，但以批判性创新思维为主。来自隐性职业素养的第1对典型变量线性组合CV1-1、CV2-1以及来自隐性职业素养的第2对典型变量线性组合CV1-2、CV2-2具体见表3。
表3 典型变量线性组合系数二级指标CV1-1CV2-1CV1-2CV2-2自我控制-影响效应-信任尊重心理适应-灵活特质-成就导向-科学前瞻-职业道德服务意识职业责任-职业规划-团队合作-批判性创新思维---信息整合管理思维---
2.4 典型变量冗余度分析
典型变量冗余度分析是以典型变量所解释原始变量的方差比例为指标评价典型变量对原始变量所含信息的解释能力[11]。通过冗余分析可知，第1对典型变量中，隐性职业素养有38.5%被思维特征所解释；思维特征有53.7%被隐性职业素养所解释，解释度较高，说明隐性职业素养对思维特征的影响作用大于思维特征对隐性职业素养的作用。第2对典型变量中，隐性职业素养有0.2%被思维特征所解释；思维特征有0.8%被隐性职业素养所解释，解释度较低。
3 讨论
3.1 职业道德与批判性创新思维分别是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的首要支撑要素
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以及思维特征的发展是多种指标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众多指标因素中，本研究共探索到2个有效典型变量对，且第1对典型变量是主要典型变量对。综合两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对隐性职业素养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是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心理适应；对思维特征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是批判性创新思维，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14]。
职业道德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批判性创新思维亦是当前医学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15]。构筑预防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并内化于心，对于建设稳健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至关重要。另外，批判性创新思维不但是预防医学生科研创新必备的思维品质，亦是其日后踏入社会应对日常工作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思维方法[16]。批判性创新思维强调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科学性思维的重要地位，通过预防医学生积极地自我调控，锻炼其在复杂环境中准确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任力[17]。
3.2 隐性职业素养对思维特征的作用较大
典型变量冗余分析结果显示隐性职业素养对思维特征的影响作用大于思维特征对隐性职业素养的作用。因此，适当加强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力度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在预防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充分认识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心理适应等隐性职业素养指标间的互联关系，实行综合教育模式如职业角色认同的内部激励[18]，契合预防医学专业特点的“服务学习理念和教育方式”[19]；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个人-人际-组织机构-社区-公共政策”模型下的心理提振措施[20]、“预防接种”式的职业道德熏陶，乃至预防医学生科研、实训项目的积极参与等，都可以有效提升预防医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
3.3 学生干部经历、实(见)习时长是隐性职业素养与思维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影响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主要因素有是否为学生干部、是否影响其实(见)习时长。并且，学生干部的隐性职业素养平均得分高于非学生干部的隐性职业素养平均得分，考研、工作竞聘等对实(见)习无影响的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平均得分高于考研、工作竞聘等对实(见)习有影响的预防医学生隐性职业素养平均得分；影响思维特征的主要因素是性别、是否为学生干部、是否影响其实(见)习时长。并且，男生思维特征平均得分高于女生思维特征平均得分，学生干部的思维特征平均得分高于非学生干部的思维特征平均得分，考研、工作竞聘等对实(见)习无影响的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平均得分高于考研、工作竞聘等对实(见)习有影响的预防医学生思维特征平均得分。究其原因，这与学生干部自身定位的内部激励与实(见)习时长的外部激励有关。预防医学生在实(见)习期间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并进行合理检验，从而使得自我定位逐渐清晰。因此，实训资源的充分配给是保障预防医学生良好隐性职业素养发展的前提，实行早见习、早实习“双早”意义下的“医教协同”培养模式，使预防医学生提早适应工作环境，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职业责任，培养其服务意识，从而有效提升预防医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与公共卫生思维[21]。此外，学生任职学生干部时，能够不断强化团队合作意识，锻炼科学前瞻能力，增强批判整合意识，从而提升其隐性职业素养和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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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蚕业 网址: http://sdc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3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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