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由新华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依照时间顺序，研究山东图书馆学发展历史的第一部总结性成果。“山东自古为文物之邦，中华文明的摇篮。自孔子整理六经，以六艺敷教，开私家藏书之风以来，齐鲁大地大师辈出，代不乏人，私家庋藏，蔚然成风。元明以前尤居全国之冠，明清两代亦足与江浙媲美。”[1]“藏书的丰富，使得齐鲁大地古老的图书馆学得以兴起和发展，他们辨其版刻、校其异同、论其得失，考订古文献的流传原委和版本源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2]。作者刘霞女士怀着对所学专业的热爱之情和对家乡先贤的敬仰之心，历经多年积累，以山东历代丰富的藏书文化底蕴为基础，梳理完成了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成果，作为其在山东大学期间的访学导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早在2000年发布的《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已将图书馆学史研究列为重点研究领域，并明确指出“开发图书馆学史不仅仅是要恢复学科史的历史记忆，图书馆学要想充满思想活力，必须回到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中寻找资源和营养，磨练自己的分析武器。而且，许多重大问题只有在学术史梳理中才能求得正解”[3]。邓正来先生也曾说：“现有的知识存量都是从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了学术传统，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学术观点是否已被先贤详释，不会知道除了实际效用外还可以从何处获得对增量知识的评判标准，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知识增量和学术创新的问题了”[4]。2006年，陈光祚先生曾在《图书馆论坛》上撰文呼吁，要重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的研究，“希望中青年专家学者投身到图书馆学学术史领域中来，梳理学科的发展脉络，温故而知新，引领学科发展的新路向。”[5]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一直在引导、呼吁图书馆学研究者努力向图书馆学史研究方向探索，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出版响应了多年来业界的号召，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刘霞女士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硕士，临沂大学副教授。读研期间，在其导师王子舟教授的建议下确立了山东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方向。为撰写毕业论文，作者曾多次去济南、青岛、淄博、聊城等地查阅资料，收获颇丰。论文按期通过答辩后，导师希望作者将论文进一步丰富、完善成为著作出版。自此以后作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收集、整理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资料，作者多次到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到北京大学、《山东图书馆季刊》编辑部等机构向图书馆学研究专家学者求教，和他们一起探讨山东图书馆学研究问题。作者还多次参加国内有关学术会议，积极撰写论文参加研讨活动。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作者占有了大量资料，并于2017年获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一般项目)，借此机会深化研究，最终形成了《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这部学术著作。

从区域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角度看，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类似的系统研究成果，尽管很多成果包含区域图书馆学史的相关内容。如吴仲强著《中国图书馆学史》，属于图书馆学通史研究著作；吴稌年著《图书馆活动高潮与学术转型古近代》，王绍曾、沙嘉孙著《山东藏书家史略》，周文俊、王红元著《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李刚等著《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等，属于断代图书馆学史研究著作；王承略著《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杨赛著《任昉与南朝士风》，韩伟著《焦竑》，山东省图书馆及鱼台县政协编著《屈万里》，李勇慧著《王献唐著述考》与《一代传人王献唐》，路方红著《路大荒传》等，属于对某一图书馆学家的研究著作；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龚蛟腾著《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傅荣贤著《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等，属于对图书馆学某一专题内容的研究著作。《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从区域图书馆学史研究的视角，首次对山东古代藏书理论和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爬梳和剖析，对山东传统图书馆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内核进行了凝练和提升，对山东传统图书馆学的区域特征、文化肌理和系统建构进行了挖掘和深化”[6]，应该是区域图书馆学史研究领域的罕觏之举，算得上一部非常之作。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内容共分为六部分，主要对山东古代藏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成熟与完善，以及山东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与繁荣等进行探讨论述。从逻辑关系上看，研究产生与发展时期的山东古代藏书理论是寻“根”，研究成熟与完善时期的山东古代藏书理论是溯“源”，研究山东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则是梳“流”，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山东现代图书馆学进一步繁荣。

1 “根”——山东古代藏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春秋—1644)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一书认为，从春秋开始至清朝建立，是山东古代藏书开始兴盛和藏书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山东快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起，私学开始兴盛，私家藏书数量因此剧增。为便于阅读与利用，山东古代藏书家们对藏书进行校勘、辑佚、辨伪、训诂、分类、编目等，逐渐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技巧，并不断加以总结和凝练，山东藏书理论由此产生并得到发展，山东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也随之萌芽、生长。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山东藏书理论，都属于校雠学范畴。山东古代藏书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校勘，从物理文本角度恢复各种原因造成的文本缺失，并探寻七分法与四分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编撰国家目录和私家目录，力图走出混沌，为读书治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他们所进行的目录学研究，也是力图通过建立表层的文献秩序来达到检索目的，以规范文化和建构社会秩序。他们取得的开创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山东藏书理论产生的鼻祖——孔子，在全国最早对周之前的旧典及资料进行整理。他一方面进行精心校勘，另一方面，他按照时序、性质、地域等方法进行科学分类、精心编次，还首次编写大小序说明文献的内容，指导文献的阅读与利用。他采用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校勘方法，成为后世学者整理古籍文献的圭臬。他创立的编目分类方法开启了目录学的先河，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产生并进入初期阶段，对以后的目录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孔子开展的图书整理实践活动，标志着山东藏书理论的产生，山东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开始萌芽。孔子不仅在山东图书馆学史上而且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二，校勘学方面的成绩有：(1)东汉郑玄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校勘时科学审慎，备至多本、择善而从、审校舛讹、精心辨析，他发明的本校、他校、理校、对校的四大校勘方法(陈垣先生总结)为后世学者所尊崇，引领国内校雠学研究日益兴盛；(2)北齐颜之推创新性地采用金石碑刻材料校正文献，开创了一种不拘泥于专书而广泛论述各种书籍所见讹误的笔记形式；(3)李唐时期的颜师古从校雠学角度为《汉书》作史注，为后人阅读《汉书》解决了古奥艰深、晦涩难懂的难题。所著《匡谬正俗》具有经典性价值，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邃的影响；(4)北宋时期邢昺所做的经义注疏，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校勘，注释详尽明了，对于后人利用这些经典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目录学方面的成绩有：(1)南齐王俭编撰的《七志》极具创新性，新增《图谱志》，又始创“文翰”一目，即后世之集部，突破了传统四部法分类的弊端，开我国古代私家目录之先河。开创了中国古代书目提要的一种新体例“传录体提要”，对后世典籍分类和目录学著作写作体例都有重要影响。其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2)南朝任昉等对四分法进行探索，编制梁国家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开启了后世目录学家的思想；(3)北宋董逌编撰完成了内容翔实的解题私家目录——《广川藏书志》，为当时及后代文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4)南宋晁公武所编《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式私家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尤其是在解题目录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5)南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写完成的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录》，成为在体例与内容上较为完善的第一本正名以金石的金石学专科目录，对目录学的横向发展起了开拓作用；(6)明朝焦竑撰写的《国史经籍志》不仅运用发展的观点据实分类，反映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还成为明以前历代著作的总书目。

第四，古籍整理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东汉郑玄所做的贡献上，他将内容繁杂的《礼记》“精选四十九篇，依刘向《别录》分门别类汇总篇目，使原附属于《仪礼》的《礼记》不仅独立成书，后来还取得了“经”的地位甚至居于“三礼”之首”[7]，成为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实为开创性工作。

2 “源”——山东古代藏书理论的成熟与完善(1644—1919)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一书认为，从1644年至1919年，山东藏书更加丰富，藏书家们注重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着眼收录文献，重版本、重旧本奇书，在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版本考据学、辑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周永年提出的先进的《儒藏说》及《儒藏条约》，标志着山东藏书理论发展成熟，之后日渐完善。这一时期藏书情况及藏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山东藏书楼发展迅速，各具特色，为古代藏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海源阁”藏书校勘编目精心完善，刘喜海的“味经书屋”朝鲜版本藏书独特，王懿荣的“天壤阁”收藏内容种类繁多，吴式芬的“陶嘉书屋”金石收藏特色鲜明，陈介祺的“簠斋”(又名“十钟山房”)钟鼎彝器藏品丰富，许瀚的“攀古小庐”铜镜铭文独具特色等。

第二，周永年提出并建立的“公藏公用”、复本藏书、藏书分类及主题整序导读、编制联合书目、“为读者服务”、科学管理藏书的藏书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在当时甚至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山东古代藏书事业的极大发展，标志着山东藏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他的先进藏书理论展现出的图书馆学思想，对山东乃至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目录学方面出现了集大成的著作，即马国翰编撰了《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孙葆田总纂了《山东通志·艺文志》。《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类目编排方法体现出新与旧的融合，尤其可贵的是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书目提要的优良传统。《山东通志·艺文志》在辑录内容、规模、编纂质量等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代表了这一时期山东目录学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为山东地方史与图书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杜泽逊教授称之为“山东之《四库总目》也”[8]。

第四，校勘学研究也较以前有了进步，主要体现在马国翰编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编撰过程中，他力图通过辑佚校勘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成果，辑出准确可靠的佚文、佚书提供给读者使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3 “流”——山东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与繁荣(1919—1949)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一书认为，自1919年以来，随着西方公共藏书观念东渐，山东现代图书馆学家继承发展前辈的藏书理论和图书馆学思想，积极探索新时期图书馆学发展道路，为推进图书馆现代化转型而不断努力，促进了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确立与繁荣。他们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分类法研究主张中西合璧。《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主要列举了王献唐和屈万里的观点。王献唐于1931年撰写的《如何能使中外图书排列一处》倡导重新编制完善的中国分类法，使中外图书都能科学归位。在王献唐指导下，屈万里打破传统框架，参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结合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实际以及发展规划，于1932年主笔编成《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使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图书分类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屈万里发表的论文《站在中国图书馆立场上对于图书分类法文学分类的商榷》(共分上、中、下三篇)、《子部杂家类之新的分类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外图书分类法的独到见解，认为当时分类法的编排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图书不能有效归类。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山东图书分类法的不断创新与进步，在当时国内也处于先进行列，标志着山东现代图书分类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目录学研究务求新突破。《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以王献唐和屈万里为例进行论述。王献唐于1937年撰写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屈万里于1937年编纂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及其1947年完成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都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山东的目录学研究新高度，而且对于中国善本书目的检索与利用、对外宣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古籍和乡邦文献整理获得新进展。《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主要选取王献唐和路大荒的成就进行说明。王献唐不遗余力整理出版了多种乡邦文献，如《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印林遗书》《长安获古编校补》《顾黄书寮杂录》《海岳楼金石丛编》《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等，均为学术界所珍重。特别是1934年整理出版的《山左先贤遗书》，向世人展示了很多鲜有人知却颇有价值的山东先贤手稿，构建了近300年来齐鲁学术发展变化的清晰轮廓。另外，蒲学研究专家路大荒撰写的《蒲柳泉先生年谱》《聊斋全集》，为蒲氏著作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版本学研究达到新高度。《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认为屈万里对版本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特别注重版本鉴别、强调形神兼顾，其研究论文《十三经注疏板刻述略》《读古书为什么要讲究版本》《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中文善本书辨疑》《从目录学的立场看中国古书的一些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1949年以后，屈万里先生依然致力于版本学研究，1953年与昌彼得先生合著《图书版本学要略》、1964年独著《古籍导读》，都是版本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第五，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开启新局面。《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对王献唐和屈万里提出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特别指出王献唐制定的关于图书馆工作的系列计划、组织章程、管理规则等，提出的民众机会均等、援助知识弱势群体、加强图书馆宣传、加强馆员培训、提高馆员素质、健全规章制度在当时的国内也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思想。屈万里倡导建立特色图书馆、资源共享的理念为其他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至今仍然是图书馆界遵循的指导思想。

由上可见，山东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来源于山东现代图书馆学家的丰富实践，反过来又促进了山东图书馆事业的长足进步，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和图书馆业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4 结论

《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作为一部区域图书馆学史研究著作，通过对山东图书馆学发展脉络的耙梳、山东古代藏书理论之精髓的挖掘，全方位地展示了山东藏书家、图书馆学人的奋斗历程，为山东图书馆学在中国图书馆学之林赢得了一席应有的地位。但是由于国内没有类似的成果可以借鉴，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欠缺横向比较研究。作者囿于山东区域内的藏书家、图书馆学人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探讨，没有对同一时期不同区域的藏书家、图书馆学人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以更加凸显山东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创新性，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占有的原文原著等第一手资料还不够丰富，作者对历代藏书家和图书馆学人的藏书理论和图书馆学思想，梳理总结尚不够系统、全面，给人一种语尤未尽的感觉。期盼作者进一步细化考证、旁征博引，不断将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引向深入。

〔1〕 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增订本)[M].济南：齐鲁书社，2017：9.

〔2〕 刘霞.试析山东古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发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5)：24-26.

〔3〕〔6〕〔7〕 刘霞.山东图书馆学史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2，3，61.

〔4〕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26.

〔5〕 陈光祚.重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6(6)：20-21，10.

〔8〕 徐泳.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叙例.

文章来源：山东蚕业 网址: http://sdc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3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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